去年5月中旬，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茱莉做出一项轰动全球的决定：切除双侧乳腺。她的乳腺并未病变，但仍然执意手术，支持她的是一次价值4000美元的基因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安吉丽娜体内携带有BRCA1型基因突变。这个肉眼不可见的基因不会影响她的美艳动人，但它会不声不响地增加其乳腺及卵巢癌变的可能性。
为她提供检测试剂与仪器的是一家名为凯杰的德国公司。实际上，作为全球领先的样本制备和分析企业，凯杰在分子检测领域还有不少令人颇感兴味的应用—在中国，它的检测产品被运用于汶川地震遇难者身份的鉴定、阿胶真实成分的检测，与H7N9疫情的确认。但还有更让人兴奋的。
小小基因的个体差异巨大，还会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一个令人惊愕的数据是，在所有被服用的抗癌药物中，只有25%起作用，而另75%几乎被浪费。原因在于，药物对不同个体的疗效差异达300倍，一个不起眼的基因突变往往会使具有高度靶向性的抗癌药物完全无效。
与此同时，每年全球制药企业的研发人员耗费精力研究数万种化合物，其中有些化合物对某种疾病尽管有特效，但由于其对应的人群太小，因而不具备商业开发的价值。这类药物被称为“坠落天使”（fallen angel）。
大批的“坠落天使”让药品审批机构无法通过新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从2007年至201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未曾通过任何一项肺癌治疗新药。但透过对基因的阅读技术，医生们如今可以“筛选”出适合治疗的病人，以减少药物和诊疗时间上的浪费，同时拯救一批“坠落天使”，令其具有商业化的价值。
这种被称为“个性化医疗”的基因检测技术，成为长尾理论在医疗界的最好例证。这种在全球流行的新诊断手法正在拯救数以亿计的生命。相应的，它也成为一项价值三百亿美元的生意。尽管兴起只有数年时间，但个性化医疗已成为医疗界最新的趋势—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当你走进医院，医生通过专业软件阅读你身体总量达到30GB的基因组信息，然后告诉你，用哪种药就可以药到病除—这会成为无论是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还是东方神医华佗、扁鹊们都梦寐以求的真正“辩证施治”。
“简而言之，就是为某种新药寻找合适的病人，并将不合适的病人筛选在外。”与全球排名前10的制药企业都有合作协议的德国凯杰亚太区总裁施晨阳告诉《环球企业家》。
个性医疗
与检测阿胶的成分相比，个性化医疗无疑是更重要的产业。凯杰全球公共关系总监谭凌阁（Thomas Theuringer）告诉《环球企业家》：“美国每年新增10万例结直肠癌患者。而治疗结直肠癌的药物爱必妥，对带有Kras野生型基因的病人较为有效；如果病人携带的是Kras突变型基因，药效就会急剧下降。”
Kras野生型基因在患者中的比例约为60%。要知道，爱必妥的治疗费用较高。通过检测Kras基因状态，即可使40％的病人免于不适合的治疗，而可选择其他更适宜的治疗方式。同时，医生对Kras野生型的患者也可以更快速、有效地开出处方，利用爱必妥对Kras野生型的特效帮助这类病人重获健康。
凯杰研发的一种Kras检测技术只需300美元，即可判断患者是否适合使用爱必妥治疗。2012年，爱必妥成为首款在标签上标明需配合基因检测的抗癌药物。谭凌阁表示，“4万名患者乘以5万美元，想想这种诊断可以为患者和保险公司节省多少钱吧。”
咨询公司BBC Research在201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个性化医疗的技术市场预计2014年会增加到292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15.2%。而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似乎还有所低估—癌症药物的价格之高，令对检测价格敏感的新兴市场人群也乐于接受此类检测。
目前，中国每年有8到10万人接受EGFR基因检测，这种价格在3000元左右的检测可以用于判断病人是否可以用特效药艾瑞沙来治疗肺癌。而中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超过70万，个性化医疗发展的空间巨大。
对医生们而言，其一生都在追求“为每个病人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而个性化医疗显然有助于提高治疗的精确性。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约翰·穆雷（John F Murray）不无幽默地表示：“我在医学领域工作了超过60年，努力通过各种方法为病人制订诊疗方案。你可以想象，当有人告诉我，我长久以来做的都不是真正的个性化医疗时，我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不过我必须承认，现在的个性化医疗才是医生长久以来都想要的治疗手段。”
曲折前行
不过，对于个性化医疗所能提供的帮助，也有学者持谨慎乐观态度。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拉尔夫·霍维斯（Ralph I.Horwitz）去年3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认为，如果个性化医疗过于强调基因层面的因素，而忽视了临床数据、社会调查数据和环境数据，所谓的个性化医疗就可能反而变成“去个性化医疗”，“就好像统计学信息常常会让我们只关注整体，而忽视个体一样，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作用机制也经常会让我们误入歧途，不能正确认识每个个体的患病风险。”
尽管如此，个性化医疗取得的成功亦难以忽视。凯杰提供的数据显示，经过筛选的病人群体，在无复发生存期上明显占有优势。与使用筛查技术前接受最佳治疗手段的病人群体相比，前者的无复发生存期可多出16到18个月。
2011年，罗氏推出的抗黑色素瘤药物Zelboraf与相应的Cobas突变检测手段同时通过美国FDA的批准。这开创了抗癌药物与个性化医疗检测“打包”的先河。而现在，根据施晨阳的说法，“5年之内研发、审批的新药，全部都开发了与之配合的个性化检测手段。”
不过，由于过于先进，个性化医疗在全球范围内还远未纳入正常的监管、保障渠道。在2011年，以检测为主业的凯杰净利润猛跌33.5%，较上年减少4400万美元，直至2012年才恢复到2010年的水准。凯杰将这一情况归结为“全球经济环境较差，引发对公共卫生成本的削减”，显而易见，包括个性化医疗在内的检测手段仍是较易被“裁”的部分。
而检测的方法众多，个性化医疗仍缺乏标准。谭凌阁表示，“在美国，许多小实验室结成利益共同体，阻止推行统一的基因检测标准和技术，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尽管希望有更高、更统一的标准，但它们在本地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让推行统一标准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
在中国，基因检测技术的推广则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或者也是机遇。今年2月，国家食药监局、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临床使用基因测序相关产品和技术管理的通知》，规定所有基因检测技术、仪器等均需经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审批注册，并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技术准入方可应用。
这意味着，在相关的准入标准、管理规范出台以前，任何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基因测序临床应用。国家食药监局表示，对于临床测序技术的临床使用，国家并不是要“一停了之”，而是现在该项技术的临床使用面临不少标准缺失，和有待规范的技术、价格、质量监管、伦理隐私保护等问题，因此监管部门希望通过暂时停止的方式，对行业进行规范。
商业路径
另一个问题是：个性化医疗能为药厂带来更多利润吗？传统意义上，新药开发的成本很高，因此药企通常研究对大部分人有效的候选药物，以保证市场购买力，一种“明星药品”往往会被广泛应用，并带来大量利润。这种开发方法被称为“好莱坞大片”模式。而个性化医疗的理念则与之正好相悖—通过基因检测，一些病人被筛掉，药物的市场也会变小。
谭凌阁对持有这种想法的药厂销售代表们的评价是“愚蠢”。他算账的方式并不相同。以10万例结直肠癌为例，化疗药物的使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药物最为广谱，治疗无效的话才进入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此前，爱必妥属于第二阶段的药物，而进入第二阶段治疗的病人通常仅占所有病人的50%，也就是5万例。这5万例病人中，还不一定都会选择爱必妥。
但当Kras基因检测技术通过FDA的审批后，爱必妥就被提升至第一阶段可用的药物。这意味着，如果10万名患者都接受筛查的话，爱必妥就能拿下6万名病人的市场。“同时，由于疗效更加显著，药物的价值和价格也可以提高。”谭凌阁补充。
对药厂而言，应该向分子检测公司保持笑脸的原因还有另一条—个性化医疗使许多原本无法商品化的药物得以面市。配合基因检测技术，“坠落天使”就能找到对应的病人。比如，2012年，在时隔六年后美国FDA首次批准的肺癌药物赛科瑞（Xalkori），就是一种仅对应不到5%肺癌人群的药物。“如果没有个性化医疗技术，这样的药物根本不可能通过审批，药厂也不会去商业开发。”施晨阳评价。
目前，包括凯杰在内的分子检测公司仍在着手进一步解读30GB的人体基因密码。“如果人体基因组是一本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把它抄写下来的能力。但是我们读懂的部分不超过10%，凯杰正在努力去读懂剩下的90%。”施晨阳表示，凯杰招募的研发人员中，生物信息背景的研发者比重正在增加。
“现在的个性化检测仍处在‘是’或‘否’的阶段，也就是判断病人是否适合某种药物。而随着生物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生物标记物来进一步细分，每种基因型的病人在每个阶段都能据此获得最好的治疗方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据《环球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