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部手机的最低售价从过去的20多美元降至目前的7.5美元的时候，基伍不得不选择逐渐退出印度超低端市场的竞争 “物美价廉”听上去是个褒义词，但放在中国做手机出口的企业身上，这似乎更像一个解不开的利润魔咒。
不久前，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秘书长刘春在广交会上表示，今年我国手机出口总量将达到10亿部，出口量占全球市场近八成，但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和三星赚走，中国手机企业尚未形成核心竞争力。
与激战正酣的国内市场相比，海外出口市场似乎也并不是手机企业“过冬”的好地方。艾媒CEO张毅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技术上的局限和资金投入不足都让海外市场陷入了价格战的尴尬局面，最终只能在产业链底端赚取微薄的利润。
份额优势：出货快、量大、低价
中国手机出口如何做到全球80%份额？
在张毅看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全球手机制造早已形成以中国制造为主的格局。“尤其在珠三角地区，早已形成了从上游原材料供应到加工集成，再到组装等一系列成熟的配套产业链，规模效应明显，总体成本低。”
他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年间，除了代工给苹果、三星等制造手机外，大量中国出口型手机厂商的市场打法主要为两种，一是向欠发达国家地区或发达国家的运营商做定制；二是有一定品牌主打中低端市场，如天宇、西可、天珑和龙旗。
早在2007年，全球运营商沃达丰和英国电信就开始在中国大量地采购定制手机，随后，东南亚和欧洲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品牌商和手机代理商把中国当作最佳的手机定制采购市场。
“快速的产品和资金周期率，手机产品从原材料采购、手机组装、出货，再到收款，一般只需10天左右，这样一年运转下来，年投资回报率在150%左右。”一位手机出口从业者对记者表示，这就是过去手机出口的黄金时期大部分国产手机在海外市场的生存之道，低价低利润但出货量大，这种方式在欠发达的地区尤为奏效。
与之配套的产业链也尤为兴旺。在深圳，有数据显示在高峰时期做低端功能机的从业人员可能超过十万数量级，并组成手机生产商和贸易商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等写字楼为代表的华强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晚上出货、早上测机，没有时间休息的手机从业人员每天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有些初入行者不消几个星期就把眼睛熬红。
“仅以白牌手机(没有品牌的山寨机)出货量计算，去年全球生产的17亿部手机里，中国企业设计和生产的大概有8亿，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功能机。”iSuppli的一位中国研究总监说。
这种低技术水平的“山头”还在不断增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手机平均价格仅为33.3美元，国产品牌手机主要还都是集中在低端领域。
一名IDC行业分析师曾感叹道，2011年到2015年期间，整个欧洲预计将销售7亿多部智能手机，但全球智能手机的竞争集中在软件平台上的时候，中国的手机厂商却展示的是硬件品牌。
在他看来，出色的硬件能力或许在一定层面上也在削减中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价值提升空间。
被自己压缩的利润空间
但如何提升国产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附加值似乎是一个尚未有解的问题。
一业内人士表示，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出口手机自身过于“相像”。“由于上游产业高度透明，手机厂商风格往往千篇一律，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线也缺乏明确的划分。”该人士表示，从目前形势看，大部分科技类、电子类企业，依然走着复制、加工的老路。在市场不行的时候再以降价来保住份额。
酷派一内部人士对记者说，现在的中小手机厂商首先要的是生存，要在手机竞争中突围而出，最快的方式是价格战，即便亏损也是可以承受的。如果这时候谈在高端市场中建立品牌是不现实的，根本发不了力。
“手机是快速消费品，讲求的是规模效应，如果跟不上市场的步伐，新品就会变库存，很多厂商在出货的时候是把市场占有率放在第一位。” 酷派人士认为，很大一部分国产手机厂商还是希望“薄利多销”，冲一下数量，一个手机，一个月50万和100万的销量对分摊硬件成本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但这样的做法直接破坏了市场。” 以利润换市场份额的筹码，在张文学看来已经触碰到了企业生存的底线。
张文学是深圳基伍手机的负责人，凭借着多年来在上下游产业链上打下的基础，基伍国际曾攀上了全球手机出货量的前十。“那时候赚钱是挺轻松的事情。”张文学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基伍曾在印度市场上家喻户晓。“一个辉煌的记录是，在印度全国33个电视台同时都在循环播放基伍的广告。”张文学告诉记者，那时候在印度有个专门为基伍做品牌宣传的广告公司，每个月的支出至少在50万美元。
不过，当每部手机的最低售价从过去的20多美元降至目前的7.5美元的时候，基伍不得不选择逐渐退出印度超低端市场的竞争，这也让基伍在印度的手机销量一下子下降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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