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上午，邓文生走进他位于深圳的办公室，今天他需要为公司将在龙年新年推出的一款有龙图腾元素的旅行包定稿。
邓文生经营的深圳文生创展公司是家典型的小微企业：员工不足30人，但从产品设计师到制版师傅，从市场分析师到销售人员，个个不少。而曾经这家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两台由老板自己动手组装的电脑。
时间回溯到2000年9月，那时邓文生刚刚辞去在广东中山一家国营化工厂的工作，只身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并且进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IT行业。那时中国IT行业正处于迅速发展的时期，行业内的扩张、兼并、重组每天都在上演。邓文生工作的公司也被广州一家科技公司收购了。公司重组后削减人员，刚刚上岗不久的邓文生失业了。这是他在离开国营企业的铁饭碗后，第一次感受到市场经济的威力。自此以后，他还将无数次体会到市场经济洪流对其个人带来的影响。因为，他决定不再为自己寻找雇主，而是自己创业。
2002年，邓文生下海创业的那一年，正是中国加入WTO，正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的后一年。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国内秩序与国际接轨，中国人要学会用外国人接受的方式与他们做生意。而这一切都将给邓文生将要从事的外贸生意带来巨大的影响。那时他对这一切还无法真切感知，只是记住了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阐述中国入世意义时充满自信的模样。
邓文生事业的起步，是从深圳口岸垒放的一只只集装箱开始的。从一位在中国采购商品再运往东南亚销售的新加坡华裔商人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做外贸生意，并开始独立开拓欧美市场。“那时候我不断地拓展产品线，发现深圳、东莞遍地都是质量优秀的产品，可是他们真的不懂得销售，只满足于制造赚取利润。”利用中国加入WTO后欧美逐渐取消对中国产品限制的契机，邓文生将一车车的中国制造、珠三角制造装上了集装箱，载上了远洋货轮，驶向欧洲大陆。
全球化既为这个身处中国一隅的出口代理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2006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长期不动的8.23下降到2011年11月的6.32。美元的实际支付金额随之不断缩减，国外采购商又不愿加价，即使不断向国内制造商压价，利润也在连年递减。“2003年，我拿一叠美元足足可以支付一个制造商一个月的货款了，但现在每个订单的利润都好像是被拧干的毛巾。”邓文生回忆说。
除了汇率的浮动，入世后，欧美国家高高竖起的技术性壁垒也使中国出口企业和外贸企业绷紧了神经。2007年，美泰公司召回事件将中国低价制造的弊端展露在世人面前。当年8月，由于质量问题，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美泰公司，一个月内先后三次召回2020万件中国产玩具商品。占据了中国玩具出口份额的70%左右的广东省成为重灾区，上百家玩具企业被暂停出口、注销生产许可证。一位因产品召回而被封锁了出口之路的玩具商甚至选择了自杀。
“我们是加入WTO了，按照这个秩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做生意，可是发现我们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制造资源都被外国资本充分地利用了。品牌商赚取大头，我们只赚取微薄的利润，可是我们却还要心甘情愿地忍受，这让我们中国人很不好受。”提及美泰事件后广东出口企业受到的打击，邓文生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绝大多数的经营者，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的资源毕竟有限，这样下去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如同玩具代工厂的老板那样走上绝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在将自己代理的国内商品与德法等国生产的类似商品一一对比后，邓文生隐隐看到了出路。
“我们中国人出口箱包鞋帽这些，都是作为纯粹的低端制造业商品出口。可同样是这些商品，法国人意大利人却做成了世界品牌。我们发布的方式是集装箱，而人家发布的方式是T台！”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邓文生决定再次创业。这次他决定不再做一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下游供应商，而是从品牌包装开始做起。“就如同法国人对中国出口商品那样，出口的是文化创意、人文艺术包装下的品牌服饰，而不仅仅是在人工、设备等生产要素上占有优势的商品。”
早在2005年，邓文生已经经历过一次经营模式升级。那时几乎每个制造厂都聘用了懂英文的销售员，市场信息愈发透明，给像邓文生这样的出口代理商带来巨大压力。于是，他开始在服务上做文章，细化质检流程、整合物流服务，把很多以前在欧洲完成的操作步骤转移到了深圳。从纯粹的商品出口升级为商品加服务的出口。
即使在邓文生再次升级，由出口代理商向品牌供应商逐渐转变后，这种注重服务的经营风格仍然保留了下来。“其实我们公司输出的例来是优秀的服务而不是单纯的商品。”他感慨地说道。在其公司下属品牌的淘宝旗舰店里，顾客在服务态度一栏打了4.8分，高于同业水平近41个百分点。
2011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也是邓文生成为出口代理商的第十个年头。十年间，他的销售额增长了十倍。十年前，他在内地的销售额是零，而现在，他说：“有20%的销售额都是通过内销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