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到2007年，中国酒店业每年的投资额从78.46亿元上涨到925.07亿元，年均增长36%。2000年到2008年，五星级酒店年投资额增长高达361%。业内有预测称，2010年到2015年，全国每年将新建酒店1500家以上，总投资额近4000亿元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外白渡桥东侧，中国第一家西式酒店——礼查饭店建成。
在漫长的几十年里，能进入礼查饭店或是别的任何一家西式酒店的，除了外国人，就只有身份显赫的权贵和巨贾。
上世纪80年代，每当上海五星级酒店贴出招收门童的广告，应聘者总能排出上百米的长队。
当时，上海国企的8级工月薪128元，而任何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普通员工，每月能有400元的收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07年，国家统计局对除农业外的13个行业的平均工资进行比较，酒店业的薪酬水平排名已从1996年的居于前列下滑到2007年的最后一名，而且与最高工资行业的差距逐年拉大。
在上海，酒店员工福利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排倒数第三位。
中国酒店业的“悲情”，不止于此。上海之外的其他省市酒店业界，同样有焦虑情绪。
奥运之后，北京酒店业栽了个跟头。
2008年，北京星级酒店客房数比2005年增长了103%。奥运效应让北京五星级酒店房价上涨了24.4%，但出租率却被剧增的酒店新增供应量拉低到60.7%。2009年上半年，北京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下跌22.2%，出租率下跌到47%。至2009年11月，北京酒店业的年平均RevPAR(每间可借出客房产生的平均实际营业收入)连续下跌了15个月。
北京高星级酒店业进入20年来的低谷。而这并没有改变上海酒店业沉浸在“世博效益”的美好愿景期盼，一座座新的高星级酒店瞄准着2010年5月1日而快马加鞭，日夜赶工。
上海高星级酒店业没有“重蹈覆辙”。因为快速增长的供应量与意料之外的全球金融危机因素叠加，赶在世博会之前就给上海酒店业者一个不大不小的“下马威”。
2009年上半年，上海高星级酒店全面亏损，全年房价同比下跌16%。当年1、2月，上海高星级酒店的入住率在10%以下。
世博之后，上海酒店业也不得不面对“盛宴”过后的落差。
但，这并没有让奔腾的高星级酒店投资潮平静下来。新一波高星级酒店投资潮，如今正在全国上演。
迷茫的复兴
2011年，上海绝大多数酒店的出租率和平均房价将会出现两位数的下降。上海每新开一家酒店，就有90%的亏损可能。黄铁民透露，上海酒店业已经在酝酿裁员，“酒店中高层管理岗位最起码可以减掉三分之一。”
2010年，北京酒店业的RevPAR依然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到2010年10月为止，北京的RevPAR为399元，比2007年同期的589元下降32%。
令人“整不明白”的还在后面。由于酒店投资的周期性和惯性，北京星级酒店的速度并没有因为行业的不坚挺而放慢。仲量联行酒店集团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吴嘉保预测说，2011年，北京星级酒店客房总量将达到30888间，比2008年增长23%。
世博之后的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
2010年底，世博效应还未完全散去，一连串足以让人心里一沉的数据，就再度如阴霾重新笼罩在了上海酒店业者心头。
“世博会期间，由于航空、酒店报价大幅升高，大量往年分散在全年的各类展览、商务会议、商务活动被压缩到了世博会结束以后。因此，世博会给上海高星级酒店带来的红利应该是从3月一直持续到年底的。”上海浦东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高层管理者马俊松告诉《望东方周刊》。
基于这种判断，他所在的酒店在2010年底还保持着较高的房价，而低于50%的入住率，远低于他的预期。他说，“一下有了回到2009年的感觉”，对没有世博的2011年，充满了忐忑。
2010年12月，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50.12%，平均房价1087.02元，四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46.66%，平均房价546.22元。
和2010年10月相比，这个业绩显得有些“寒碜”。2010年10月，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为76.81%，平均房价为1338.85元；四星级平均出租率为75.33%，平均房价为709.34元。
2010年，上海五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68.12%，平均房价1151.00元；四星级酒店平均出租率66.81%，平均房价612.19元。
即便有世博会的强力拉动，2010年的平均出租率依然只能跟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状况持平，而平均房价却低不少。2007年，上海五星级和四星级酒店的平均出租率为68.4%和63.5%，平均房价则分别为1336元和648元。
业内对原因的分析较为一致——“供给陡增”、“市场过剩”。
仲量联行酒店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和2009年，上海主要国际品牌酒店的新增供应量分别是3530间和5278间；总量分别是26767间和32045间。2004年，市场总量还仅为13922间。
“大家都知道市场过剩了，但谁也阻止不了。世博救不了上海的高星级酒店，大家又希望迪斯尼能扩大市场需求。”马俊松说，业内只能寄望于市场需求的快速扩张了。
“迪斯尼没有造好，新增的酒店量早就超过好几个迪斯尼所能带来的需求了。”
2011年1月，全国有37家五星级酒店评定公示，其中8家是在上海。而业内流传的说法是，2011年，上海将新开约60家五星级甚至超五星级酒店。
按照仲量联行的数据，2010年1月到11月，上海主要国际品牌酒店供应量增加了10174间，总量达到42219间。预计2011年，供应量还将新增3840间，总量则相当于2008年的翻一番。到2012年，酒店客房还将新增4899间，总量达50944间。
“供给陡增”带给行业的是愈发惨烈的竞争。
不久前的“2010中国(上海)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采购交易会高峰论坛”上，上海衡山集团副总裁黄铁民公开表示，2011年上海绝大多数酒店的出租率和平均房价将会出现两位数的下降。上海每新开一家酒店，就有90%的亏损可能。
黄铁民还透露，上海酒店业已经在酝酿裁员，“酒店中高层管理岗位最起码可以减掉三分之一”。
国际酒店集团策马扬鞭
中国高星级酒店大都是房产商和管理集团捆绑的模式，房产商更多看重的是物业的升值，并非酒店本身的盈利潜力，所以，明知道高星级酒店业已过剩，投资仍不断升温。
众多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普遍沉浸在“开疆扩土”的亢奋中。公开资料显示：
洲际酒店集团在中国拥有132家开业酒店、149家在建酒店，大中华区成为除美国以外，洲际酒店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
希尔顿在中国运营华尔道夫、康拉德、希尔顿及希尔顿逸林4个品牌14家酒店，在建酒店47家。未来5年计划在中国新开逾100家酒店。
喜达屋在中国营业酒店62家，即将开业87家，计划2年在中国的酒店数翻一番。
香格里拉计划3年内将中国区30家酒店的数字翻倍到60多家，大量进入三线空白市场拓展。目前已经有30多家新酒店在建。
截至2010年底，万豪在中国经营约60家酒店，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把这一数字翻番至120家。
国际品牌奔腾式扩张的直接原因，是“中国高星级酒店都是房产商和管理集团捆绑的模式”。钟金华是上海一家私营房地产企业副总，分管公司分布在长三角的多个酒店业务，他说：“即开发商开发好物业，由品牌来管理。但实际上，都是房产商确定好要建个大酒店，才去跟管理集团接洽，有时候甚至是酒店建好了，再着手请人管理。”
“房产商更多看重的是物业的升值，并非酒店本身的盈利潜力。”钟金华说，“另外，在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地产项目中加个高星级酒店，整个项目的销售价格就上去了。”酒店本身作为不动产，也具备在银行贷款做抵押的条件，且可以通过物业不断升值的评估，释放出部分投资存量。一些地方城市管理者则常把有无高星级酒店当作“事关本地形象和投资环境的大事”，用各种方式催生高星级酒店。所以，种种因素带来这样的情形：明知道高星级酒店业已经过剩，国内二、三线城市的酒店业投资仍不断升温
与之对应的数据是：2005年，国内25个主要城市的国际品牌酒店供应量为59000间客房，但到了2009年，就增长到126000间客房，4年内市场供应量增长了近1倍，年均复合增长20.9%，而同期中国入境旅游游客的复合增长率是8%。
1999年到2007年，中国酒店业每年的投资额从78.46亿元上涨到925.07亿元，年均增长36%。2000年到2008年，五星级酒店年投资额增长高达361%。
而业内有预测称，2010年到2015年，全国每年将新建酒店1500家以上，总投资额近4000亿元。
当然，如钟金华所说，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并不会有多少风险。20多年来，外资投资星级酒店只占中国整个酒店市场投资额的4%。
在上述情形下，国际酒店集团面临的最大的“损失”，恐怕只是单体酒店的基本管理费减少。
1997年，酒店管理费约为酒店营业收入的2%到3%。由于单体酒店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目前，酒店管理费的行业平均水平也降到了1.5%。“但总体上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仍是大赚的，因为管理的酒店数量大大增加了。”
金都酒店投资集团总经理李聪告诉《望东方周刊》，酒店员工薪资水平不高，也正反映出，在这样的机制下，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和酒店业主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
“作为服务性行业，酒店最重要的资产是员工，但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关心的却只是营业收入。所以，没有多少管理者会去跟业主说，你应该加强员工的培训，应该给他们加工资以提升凝聚力。相反，为了讨好业主，管理者还会想方设法削减成本，而人力成本正好是最有弹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