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见的“收藏热”
收藏是一门高尚的“雅好”，这种说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但是手搭凉棚，放眼望去，收藏的田野上，已经攒满了各式各样的脑袋，收藏原本作为一件“圈儿内”的爱好，已经开始不断地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大多数是传奇故事和数字，洗刷各地新闻门户和电视频道，灼烧着人们的眼球――似乎流泪变得简单，发财也变得简单。
就算是在不那么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国家，他们的艺术品市场上勤快和认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要买到货真价实的艺术品，人们不用对古玩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不用再关心作者、历史、文化、造型、品相……只需要在账户里有足够的存款，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所谓的艺术顾问或专业代理人就可以了――他们就好像是隶属于瑞士银行的“艺术银行”的雇员。他们会帮客户找到最适合在会客室展示的“货品”。
想要把手头几个闲钱转化成威望么？想要让手头的闲钱增值保值吗？――投身艺术品吧！没有比它更快、更方便的了！早在一百年前，德国著名艺术史学家尤利乌斯――最早承认法国印象派的地位和位置的严肃艺术界权威――就对此类现象震惊不已：“收藏家们爱的不是艺术，购买艺术品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购买和婚姻的道理差不多，只有婚姻才是爱情唯一的、实实在在的象征。”
中国特色收藏家
今年2月，某“收藏家”蔡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着记者眉飞色舞地抖了一堆包袱，他语重心长地教导道，对比国外的奢侈品，我们的古玩艺术品性价比要高得多，升值潜力也很大，所以与其买个名牌包包，不如买件艺术品。然后还就此发表了一番“民族尊严”、“崇洋媚外”、“华夏文明”之类的重要指示，恨不得抢过话筒高唱一曲《龙的传人》。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位具备起码常识的人都不会将名牌包包和古玩艺术品放在一起比对，因为一个是商品，一个是藏品，一个价值取决于供需，一个价值取决于艺术内涵。尽管蔡先生说，他已经彻底转型为一个收藏家，但在我看来，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何也？作为一位“著名”的收藏家，蔡先生在提起收藏品和艺术品价值的时候，一上来就从“性价比”起手，满口升值潜力经济泡沫，俨然一副基金经理的架势，这应该叫投资家，何为“收藏家”？一个以追逐最大利润为先的“收藏家”，就像是一个以助弱扶贫为宗旨的度假山庄一样荒诞可笑。
现在许多人，都借着收藏家的名头，而且不只是收藏家的名头，还有许多“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策划大师”之类的名头，实际上运营着中国影响最大的地下产业――“成功学家”。在古代，干这个职业的人都是兼职，主要用业余时间进行一下义务劳动。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发展日新月异，就有人全职做这个事情。所谓“成功学家”，说白了，就是在赚钱后，摘出几件自己赚钱过程中的鲜亮事儿，没有鲜亮事也不要紧，拿别人的事迹用用或干脆编几个，加上大段自己对这个世界不着边际的偏见，然后借着大金链子的光环，斩钉截铁地告诉还没赚到钱的人，相信这些东西就能像自己一样耀武扬威。这种逻辑其实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竟然能以此为业，更可怕的是，他们竟因此产生了自己有资格指导他人人生的幻觉，最可怕的是，他们这一套真的成功得盘满钵满。
他们貌似上天入地无所不通，却又在某些时候假装讳莫如深以加深“圈子”的神秘感。面对粉丝们的狂热追逐，他们漠然一笑，淡泊自赏；面对有识者的合理质疑，他们桀骜自得，不屑一顾。他们眼角的狭长细缝内，锁着奋斗的奥义：整个人类的成功都可以复制，而且不止能复制――还只能如法炮制。但幽默的是，他们这时会悄悄透露给你，你没资格“如法炮制”――因为成功的道路上，满是他的“独家人脉和秘籍”。因为我才有独家解释权，所以怎么糊弄你都是对的。
不仅投资，还要“洗钱”
此“洗钱”非彼“洗钱”――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泽拉泽这样说，购买艺术品是可以把黑灰色地带得到的“黑钱”洗成高贵的“文化钱”的管道之一。这里指的洗钱，是那些有钱人把自己的钱转化成相应的文化地位。
正如波利尼西亚的原住民在冬季赠礼节上尽可能多地放弃他们的财富一样，很多动机促使富裕的收藏家们将他们的财富尽可能多地“转换”成文化。如果他为歌剧写了剧本，或者在优秀的电视剧集里成功地扮演一个角色，又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电影公司，那么他就有充分的理由炫耀自己为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毫无疑问，如果有谁出资建立一个公共图书馆并尽可能多地阅读书籍，也一定能提升他的社会威望。但是与购买一两件艺术品相比，上述的每一件事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职业培训或者更多的时间。如果想对《静静的顿河》评头品足又不被笑话，你起码得进行一百五十个小时的悉心阅读；而一个艺术展开幕式即使没有准备很多绘画或雕塑供人观赏，也照样心安理得，反正人潮总会将其淹没。
收藏家不是一般的买家。如果他们的钱花得对路，就相当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火种守护神。国内的有钱人也渐渐明白，有些地位不是钱和势能取得的，购买一艘大游艇那是“卑鄙的暴发户行径”，拥有二十辆保时捷，或者把爷爷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人们也不会把你当神看，反而会被那些酸文人当成话柄，但是，如果你有一件杰夫昆斯或者陈逸飞的作品，一个良渚陶瓶或者一幅黄庭坚手书，你就成了人类文明的红卫兵，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那些叼着烟斗的纽约收藏家说道，“我永远更尊重购买艺术品的人。”尽管他们手边的报表和荧屏上跳动的永远是红绿色的纳斯达克指数。本质上来说，和昂贵的珠宝或者特别定制的晚礼服相比，收藏品的价值是双倍的：一方面，人们期待着总有那么一天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把某件艺术品卖出去；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忽视艺术品交易的社会价值。花钱买了艺术品的人就有资格夸耀自己为了文化事业、甚至更模糊地可以说是为了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他们也会感觉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了赞助艺术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消费者而已。
收藏家精神的衰亡
前阵子，笔者在广州的城中村做一个小作坊主子女教育预期的调查，发现他们时年十五六的子女，普遍对大学教育嗤之以鼻。有人曰此为“新读书无用论”，并且唉声叹气，说起一个人在法国经香港赶往内地，在地铁和飞机上瞥得的举起书本的数量，像是赤道往极圈延展的绿意，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中国人的业余阅读时间可谓是世界最少的。但是要我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现像是――中国人为了功利，如升学择业，厚黑转运之类读的书，应该是世界最多的。
正是因为自古以来，文字与金钱和权力的结合过甚，以至于大部分阅读都带有功利性，反而导致应该是由兴趣主宰的阅读变得像是童话中才有的美好爱情一样，幼稚而又奢侈。收藏在中国亦如是，正是因为金钱和权力对它们太过贪婪，以至于不带功利的收藏已经几乎绝迹。
很多人想着，能不能在保有兴趣的同时，“顺便”还能赚点儿钱，挣点儿威望，或者说，“赚钱是为了更好地收藏”，这种美好的想象无异于“站着把钱挣了”，我很怀疑它在实际操作中的效果――任何发自兴趣的东西，一旦与功利结合，就是一次无法逆转的滑坡。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群古惑仔常常在一个居民区敲打垃圾桶为乐，周围居民不堪其扰，多次投诉驱赶，均毫无成效，反而遭到变本加厉的反抗。后来一个老者跑去跟他们说：哎，我特喜欢这种声音，从今天起，你们每敲一天，我给你们每人五块钱，烂仔们觉得，天下竟有这等好事，于是卖出全身力气敲了三天。谁知三天后，老者说，哎，我最近经济状况不好，每天只能给你们两块钱了，烂仔们心下不开心，但还是勉强敲着，只是力度就差了许多，再过三天，老者说，对不起，我再也没钱给你们啦，但我还希望你们继续敲。烂仔们勃然大怒――哪儿有这么好的事儿！甩手而去，从此小区清净了。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里把私人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掠贩。在他看来，掠贩是最低一级的藏书家。要我看，说掠贩一定低级，似乎有些鄙视商人的色彩，它们毕竟以自己的方式，促进了整个圈子藏书的流动信息交流，但他们不是藏书家，他们得到书，不能称之为收藏，应称之为进货。所谓收藏，必有一个前提，也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以获得现实利益为目的，就算是转手腾挪，也以藏品的流传为目的。“利”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就是通货。通货非同一般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与任何商品进行换算，“藏品”非同一般的地方就在于，它取决于人的记忆，审美，以及尊严和爱，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人天灵盖里流动着的东西。收藏并不一定要冠在艺术品或古文物上，才显得“血统纯正”。我接触过一些对模型或者黑胶唱片情有独钟的人，他们对于其“藏品”的痴迷，用愚忠来形容并不过分。一道爱物上的划痕后猛然攥起的拳头和夹杂着哽咽的吸气，与亲历《富春山居图》被火舌撕开的吴静庵相比也不逞多让。
和许多人提起孔方兄，就像见了马桶一样扇风捂鼻的“清高”不同，我在这里没有贬低通货的意思，藏品和钱财不能换算，并不代表藏品就一定高出钱财一等，只是不相往来而已，就像“生命无价”一样，一百万不能挽回一条生命，但是这不是说生命比一百万值钱――我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无法换到一百万――只是它们之间是不进行交易的，价钱就无从谈起。很多人珍爱一生的，盆钵，唱片，书信，在很多人眼中，一钱不值。通货让我们不断地把肚子填得更饱，对藏品的珍爱让我们在填饱肚子的同时，活得更有劲。
当然，并非全世界的人们都和投机商或侯卫东们有同样的雄心和追求，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我相信，大多数收藏家为艺术斥资数百万的原因是他们真心地相信其中的艺术价值――至少在外国是这样。洛杉矶杰出的收藏家艾利布劳德与他同样热爱艺术的妻子在迈阿密艺术节购物，在都市照片展位那里以15万买到辛迪谢尔曼的一些早期照片，他说，“我们认为购买艺术品不是投资，我们获得心理享受。我喜欢回家看我们墙上的艺术。”
美是艺术市场的基石。只是，美之外人们希望从艺术作品中得到的东西往往跟钱有关。纽约最大的艺术品经销商之一告诉荷兰社会学家威尔舒斯说，收藏家“永远需要一个解释来说明自己为何会花那么多钱，有时候是实际价值的数倍，来买一件艺术品。他们整天都想听到一个声音对他们说他们的购买行为是靠谱的。”而衡量艺术购买的美感的最简易方法是看――那件艺术品卖多少钱。当他们寻找伟大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价格卷标进行搜索。的确，在艺术这么一个带有些许信仰意味的文化领域中，就连那些把藏品捐给博物馆的收藏家们，也无一例外不能抗拒建立与那些艺术品之间情感上的连结，即使那些艺术品不在他们手上。这种联结，比旁人想象的要强烈得多。
查特温在他的小说《乌兹》里借瓷器收藏家乌兹先生之口这样说道：“如果所有博物馆都能每隔五十年被洗劫一次，让那些藏品能够重新流入市场，才是最理想的”。收藏家们看来，博物馆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以及人们的凝视简直夺去了展品的灵魂，只有把它们变成私人财产，才能赋予它的主人触摸它的权力――这可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一个婴儿伸出五指去抓住一样只有他自己才叫得出名字的东西一样，这些在收藏时显得异常狂热的收藏家们，用绵软的眼神和绵软的手指按摩他的藏品的时候，心里仿佛唤醒了艺术家赋予这件艺术品生命时的那种触摸。
如果你留心前年疯狂的艺术品市场，你一定会对一位花两千美元买了一副台灯隔天就以一万美元卖掉的一位夫人记忆犹新。然而那个故事还没完，她因为太思念这件作品，过了两年又花了十万美元把它买了回来。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里一篇报导古籍争夺战的标题为《除了2.16亿，我们还知道过云楼的什么》可算是一棍敲中了这个时代的七寸。如果没有2.16亿这么一个数码，很多人甚至于分不出过云楼和青楼的区别，“我收藏它，是因为我喜欢它的光泽，它的纹理，它的质感”在如今这个艺术品泡沫疯狂的年代里，这种说法不仅已经变得矫情，而且像“我喜欢喝啤酒是因为它的味道”一样可疑。虽然在当下这个投资当先，洗钱滚滚的年代，鉴赏啤酒的口味已经变得酸气又可笑，但是，如果每个人喝啤酒都不再为了它的味道，那喝啤酒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我们真的还在喝啤酒吗？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今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越来越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几个人谁肯像过云楼主人顾文彬一生殚精竭力收集海内善本的呢？又有谁愿像王世襄一样为国追缴文物功在国家被审查入狱仍无怨无悔的呢？更别说像张伯驹先生那样为国宝毁家纾难了，当这些人代表的收藏家精神也随着他们一起逝去的时候，收藏就真的走向衰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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